1899年8月24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勒姆区一带有名的美人阿塞维多早产了一个男婴，孩子刚落地，她的丈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律师就心急如焚地扒开儿子的眼睛，他不想看到博尔赫斯家族致命的眼疾在第六代身上出现。当他看到儿子有一双湛蓝的眼睛时，大大松了一口气。多年以后，他的妻子说他空欢喜了一场。
吉列尔莫兼做心理学教师，会写诗，许多文人墨客都是一家的座上客，有些风流倜傥。他的雾里看花也是出名的。有一回，还是在做了父亲以后，他在大街上，看到有位风姿绰约的女人，赶忙追上去调情，凑近了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老婆。这在巴勒姆成了有名的笑柄。在他儿子的许多传记里，也都记载了老博尔赫斯的这段笑话。老博尔赫斯在四十岁时，眼睛几乎瞎了，只好放弃律师的行当，1914年举家移居欧洲。刚好赶上一战。博尔赫斯一家几经折腾，总算在瑞士的日内瓦安顿下来。博尔赫斯在那里上中学，学法文、拉丁文、德文，从小就好的英文，再加上母语西班牙文，开始了文学生涯。1985年底，身患肝癌、名闻天下的博尔赫斯决定离开祖国，回到瑞士，他说他要老死在日内瓦。
博尔赫斯比他的父亲稍好一点，磨蹭到50岁时眼睛才瞎。对失明，博尔赫斯是有心理准备的。1937年，他早已眼瞎的父亲已64岁了，健康日趋恶化，枯坐家中，眼睛茫然凝视前方，还说自己“要完整地死去”。为了补贴家用，博尔赫斯外出谋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找到一个差事，每天坐有轨电车，晃荡好长的路上下班。为了打发车上的时光，博尔赫斯找到一本原文的《神曲》，边学意大利文，边对照英文译本欣赏但丁。有一回，下班回家，公寓的电梯坏了，博尔赫斯就爬楼梯上，刚好那天，楼道里窗户上油漆，开着窗在风干，博尔赫斯就一头撞了上去。玻璃碎了，头划破了，包扎一下就算了。不料伤口感染，得了破伤风，博尔赫斯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总算拣回了一条命。博尔赫斯的传记作者都喜欢引述这件事，证明博尔赫斯不到40岁，眼睛就一塌糊涂了。博尔赫斯自己也铭刻在心，把撞窗户事件写进了《南方》，这是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博尔赫斯在这家图书馆里工作到二战结束。1946年，庇隆上台。这位独裁者好多人不熟悉，但他的夫人爱娃，就是那位唱《donotcryforme，Agentina》的歌女。博尔赫斯和庇隆政权势不两立，经常在报刊撰文痛斥。有一回说爱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个“骚货”。向来很有绅士风度、遣词得体的博尔赫斯如此破口大骂，真让人惊讶不已。也说明博尔赫斯真和庇隆他们对着干到底了。庇隆政权当然也不会放过博尔赫斯。不久，就下令革除博尔赫斯在市立图书馆的差事，任命他为禽兔检疫员，让他去菜市场转悠，检查里头有没有卖瘟鸡鸭病猪牛肉之类的。那时候，博尔赫斯早已经是《小径分岔的花园》和《杜撰集》的作者，一位凭数量不多的短篇小说奠定20世纪一流大师地位的小说家了。博尔赫斯当然不愿接受这种羞辱，闭门搞创作了。
1955年庇隆政权垮台，新政权上台，博尔赫斯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这时他几乎全瞎了。让一个两眼一摸黑的人掌管一个大图书馆，博尔赫斯觉得真是人生的大讽刺。但坐拥书城还是使他有面南王不易之乐，他说：“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到了70年代，博尔赫斯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许多人很奇怪，中年眼瞎的博尔赫斯会看了一般学者几辈子也看不完的书。有时他让客人引他进书库，随意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来，奇迹般地说出书名，博尔赫斯还会让客人翻到某一页，听他朗诵一段。博尔赫斯频频出访，也接待世界各地的来访者。著名计算机科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曾专程从美国去阿根廷拜访博尔赫斯，和他探讨“迷宫”问题，西蒙后来还编了一个计算机程序，让电脑模仿博尔赫斯的文风，写出了一个短篇小说，在计算机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博尔赫斯86年的生涯中，婚姻生活不到5年。相当长时间，陪他出访的，一是他高寿的母亲，二就是手杖了。1971年，博尔赫斯在美国哥大讲学，不知谈到什么政治问题，有一个年轻气盛的听众说博尔赫斯不配谈拉美，还说了一些难听的话，博尔赫斯气得发抖。事后，他对东道主说，要不是他克制，早就拿手杖砸到那个混小子头上了。
1981年，博尔赫斯会见了一位中国客人，他就是中国外交官黄志良（黄志良先生是见过博尔赫斯本人的唯一的中国学者）。博尔赫斯对客人说，中国我做梦都想去，想登上长城，“我眼睛看不见了，但摸一摸长城砖也好”。接着，他举一举身边的一根手杖说：这就是来自你们中国南方的竹手杖，是1979年我访问日本时买到的，我还为它写了一首诗。
去年，在博尔赫斯百年诞辰前夕，阿根廷最大的报纸《民族报》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中文版《博尔赫斯全集》的出版情况。他们对出版该全集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北半球中国的具体位置很模糊。我没有说在杭州那里有著名的西湖，而是回答说：“但愿博尔赫斯晚年须臾不离的那根手杖曾经是我们故乡山林中的一根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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